Tanmoy Goswami
The Smart Manager
2012 年 7-8 月

炭黑业务 CEO、集团人力资源部主管、Aditya Birla Management Corporation Private Limited 董事 Santrupt Misra 博士接受 Tanmoy Goswami 的采访

上海不是一天建成的。事实上，如果您要问中国这个著名城市的副市长，他很可能说这个城市正在不断完善，甚至向您请教改进建议。可能正是这种改进的意愿及其自称的开放造就了中国奇迹。

“山寨”的标签损坏了中国的形象，也使中国的创新能力在全球备受质疑。但是这是否真实反映了中国的实际能力？
中国是一个正在变化的社会。 它可能以“山寨”起家，这里我使用的“山寨”这个词并不是要表达贬义的意思。 我认为能够进行完美的山寨就是一种高度创新的能力。 如果你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进行模仿，那你就拥有更好的创新能力。
所以，好的模仿就是一种创新。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的。
以前也有成功的公司（比如 GE）依赖模仿。 这并不是说 GE 鼓励违反 IPR。 我也绝对没有说违反 IPR 是正确的，也不鼓励这样做。 我们现在讨论的并不是“模仿”的法律或道德方面。 我们说的是准确地了解一件事物并按原样复制的能力。 我欣赏中国在这方面的能力。

中国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以前可能有一个阶段是比较依赖模仿设计的。 但是现在，如果你了解一下华为及其产品，还有海尔的成就 — 就像大多数中国企业家一样注重先进技术 — 他们一直在努力开发众多创新。 举例说，他们已经可以建设高铁，目前这在印度是无法复制的。

中国的观念模式也是一种学习态度。 近来，我在中国的一份英文日报上的社论中发现了这种观念的证据。 那是在发生一起铁路事故后的两三天。 这篇社论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在对问题进行分析后，社论的结尾说“我们不要对中国的技术太吹毛求疵。 这样的事故在全球都发生过。 这个插曲并不能反映中国的工程能力、技术和管理能力。 我们必须从中吸取教训，并且对事物进行再创造、改造和制度化。” 现在你也知道，印度的媒体对每件事情都极为挑剔。 但是在中国，有报纸对事情进行思考，并且敢说“我们遭遇了不利，就让我们吸取教训并且继续前进”。

重新学习的精神就是保持活力和蓬勃发展，我认为创新的主要基础就是社会中的人能够在学习中成长。 看看他们的绿色建筑。 我去过山东省一个叫青岛的城市，我们在那里有一家工厂。 在路上我看到每家每户都有太阳能电池板。 他们使用太阳能电池板进行基本用水的加热等等。需要提出的是，我们印度也出现了房地产的迅猛发展，但是我们并没有发现太阳能电池板的普遍使用。

你可以说这是中国的政治体系的作用。 但事实上，他们做到了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所以认为他们比我们缺少创新是对中国人过分模式化的看法。

谈到到人才话题，您觉得中国和印度在人才吸纳和管理方面有什么重大区别？
你要区分管理型人才和工人。 在工人方面，挑战来自不同省/州之间的迁移限制。 所以，如果你选址在工业不发达的地区，自然就难以招聘到当地人才。 如果招聘不到当地人才，那么你就要依靠外地人才。而外地人才需要获得必要的许可才可以迁移到新地区。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是，中国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这和印度有点类似。 沿海地区发达很多。 这导致沿海地区较高的工资成本。 因此，人才流动性很高，意味着留住人才始终是一个难题。 出现空缺职位时，确定人选是个难题，因为需要人才的行业太多，而有同等能力的人才太少，导致成本始终很高。

因为有些城市群发展的很快，并且随着上海、广州或者类似城市生活质量的提高，中国的白领人才对某些地区有明显的偏好。 结果是，如果你不在新兴中国人才的偏好城市，那你就有难题了。

与在中国工作相关的另一家事情是，如果你没有内部人才库，那你就要依赖某些外包服务。 有很多外包机构供你选择。 有些很好，有些非常差。 如果所在地区不是很有吸引力，那外包机构的人员也会较差。 所以在人才管理方面会有一些难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 中国有很多人会说英语，并且越来越多。 但是你也不是随时可以找到这样的人才，因为好的人才在主要沿海地区和工业中心有更多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简单来说人才管理的实质是： 你是否具备有影响力的国际或职业品牌？ 如果有，可以让你在中国加分，就像在世界其他地区一样。 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在中国，你所在的城市会对你吸引和留住人才的能力有非常大的影响。
Aditya Birla 集团在中国有几家公司（辽宁炭黑以及与湖北经纬化纤有限公司合资的一家公司）。您的品牌定位是什么？
坦白说，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 Aditya Birla 集团迄今为止在中国的投资规模还不足以在大范围内产生品牌影响力。 我们在中国有两家小炭黑业务场所以及其他几项也不太大的业务 — 例如纤维业务。 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大规模扩张的需要。 我们尽量保持低调，因为这是我们的传统，并且继续尽量保持高效运营。 对于集团品牌，我们的意图是在我们从事的行业内成为负责任的公司。
当然，随着我们脚步的前进和投资的增加，这在未来几年是很可能发生的，我们会比现在更注重我们的品牌化。

根据您经营工厂的经历以及与本地社区和供应商等方面的密切联系，您是否觉得在中国的环境是富有合作性的？
一旦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就有很好的协作性。 实际上，我们正是受到了合作观念的激发。 令我们惊喜和与大众看法不同的是，我们发现有很多跨国公司与中国国有企业有很好的合作关系。 所以，和政府做生意是有可能的，并且可能做好。

同样，和其他每个国家一样，中国也有相当数量的奸商。 在中国从事业务的任何企业都需要选择正确的合作伙伴，这至关重要。如果你找到正确的合作伙伴，你就可以把生意做好。

关键是，对于一个外国投资者，在中国经济和行业的成功高度依赖于他和政府决策机构以及当地团体的关系。 但是如果没有重要的中国领导掌控你的业务，这是不可能的。 因此，如果你有合作伙伴，你可以更加容易进入一个行业并且生存下来，因为你的合作伙伴帮你解决了很多当地问题。 很明显，语言是一个大障碍。 很多文件和政府公文都是中文的，日常沟通也主要是用中文。 所以拥有熟悉的脸孔和良好的关系的确很有帮助，这也意味着我们要努力经营周围的中国人才。
在您的经历中，你觉得中国市场有多苛刻？
每个市场都有不同的价格点和细分市场。 当然有某个细分市场不是那么苛刻的，但是我也非常肯定有很苛刻的细分市场。 苛刻意味着他们想设立较高的标准。

我还很清楚地记得几年前与上海副市长的会面。 我们是一个小团队，他有一个随同翻译。 通过翻译，他问我们所有人，作为他的城市的贵宾，我们对城市的印象如何、并且我们对城市及其服务有什么改进意见。
如果有政治领导提出这样具体的问题，这是对某种观念模式的反映。 我不奢望印度会有市长或副市长问外国人：“从一名外国人的角度来看，你觉得我的城市有什么问题吗？ 有哪些地方我可以改进？”

所以，我对中国社会的经历和理解告诉我，这个国家极有前瞻性，并且有高度的标准意识。

让我们看看另一个例子。 不讨论政治争论，我们举办了英联邦运动后，而中国举办了奥运会。他们没有瑕疵地举办了奥运会，保持了世界其他国家举办奥运会的水准。 这再次他们自身的品质要求。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中国高度的品牌意识。 从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这是对路易威登的模仿。 但事实上，人们购买路易威登仿制品意味着一定的质量意识。

或者看看中国组装的苹果产品 — 不讨论争议，毫无疑问，我们都对 iPad 和 iPhone 极为满意。 很明显，工程能力、电子、器件设计和制造都达到了一定标准，这是我们不能忽略的。